杜阿拉市相当于喀麦隆的大连，有海滩，有港口，有热爱踢球的孩子。从小在那里长大的迪迪尔，家中6个孩子，他排行老三。“我兄弟姐妹全都有。”他流利地用汉语说。2001年以前，除了兄弟姐妹，迪迪尔还有数不清的小伙伴，大家光着脚，或穿着快要掉底的球鞋，在野地里追逐足球，尘土飞扬，进球一方尖声叫着，就在飞扬的尘土中舞蹈。

 

    一个叫林乐丰的中国人来到场边，选中了其中的一批年轻人，以差不多每人一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他们，像订购一大包货物那样把他们集中发往大连。那一刻起，迪迪尔的伙伴缩减为22人。

 

    2001年1月17日，从周水子机场出来坐上大巴，他们与周围的中国人都睁大眼睛互相打量。许多中国人皱一下眉头，还不习惯孩子们身上的气味，而足球记者何德刚注意到，迪迪尔他们把脸紧贴在大巴车的钢化玻璃上，无限惊奇地看着眼前的这个花花世界。

 

    迪迪尔说自己当时很兴奋，他知道生活将因此而完全不同。

 

    人们联想到被誉为非洲雄狮的喀麦隆国家队，于是把他们称为小黑狮或幼狮，他们是老板徐明的一笔小买卖，但从其异想天开的创造性而言，绝对称得上是大手笔。大连实德队的主场比赛间隙，非洲孩子们像拉拉队员一样被派上去跳舞，这里没有尘土飞扬。迪迪尔承认，非洲孩子有着极强的适应能力，刚领到第一笔800元的薪水，他们已经可以在沃尔玛超市里像阔佬一般消费。接下来，有人半夜翻墙出去寻欢作乐，有人酗酒，有人打架，中国球员做的事情，他们也都做的毫不含糊。

 

    一年以后，平均年龄不到17岁的幼狮们内心不再安分，他们可以把中国的同年龄球队打得很狼狈，“要么大幅加薪，要么回喀麦隆”，他们以此方式向俱乐部要求更好的待遇（当然，也有记者把这事称为“造反”）。俱乐部出人意料地强硬，除了8个人留下，其他全部送回喀麦隆去！孩子们蒙了，甚至有人从机场往实德基地潜逃，但还是被抓了回去。

 

    迪迪尔没有参与“造反”，他在大连很受器重，而性格上又一向安分。不过，风波让老板徐明的大手笔成了笑柄，也让迪迪尔的伙伴只剩下区区7个，他从此不再知道其他15个人的消息。

 

    迪迪尔被打发到了实德系的赛德隆队，接着不断随着赛德隆的班底被倒卖，从珠海中邦到上海九城，再到上海七斗星，再到无锡中邦。每年一个新名号。这期间，他还曾悄然去南非试训，被查出老伤，未能如愿。

 

    迪迪尔与班宁、西蒙为伴，留在中国的喀麦隆人从8个变为3个，其他5人也自此失去联系。

 

    西蒙去了大连长波，长波被卖给西藏惠通，惠通变身山西路虎，路虎又变成惠通呼和浩特⋯⋯他和一批大连籍球员，如同英超阿森纳队脚下的皮球，不断地被倒来倒去。我去西蒙在太原的小屋做客时，他意志消沉到极点，他受不了队友打假球，受不了对手侮辱自己肮

 

    脏，受不了老板随意欠薪，他一心只想逃离中国。

 

    三个人中最内向的班宁，倒最先逃离噩梦，他抛开与实德的合同，到了瑞士联赛，2006年又以100万欧元转会著名的巴黎圣日耳曼队，令西蒙和迪迪尔暗自羡慕。

 

    迪迪尔渐渐对前途失望，他觉得，作为一个在中国成长的非洲球员，去欧洲踢球的路变得更遥远了。别说去欧洲，因为与实德的合同纠纷久拖未决，他2007年在中国都没球踢。

 

    难得的是， 迪迪尔在中国融合得很好，他有中国的女朋友，并喜欢上了上海的生活。

 

    如果实在去不成欧洲，那就留在中国吧，这是迪迪尔无奈的选择。前两年，他甚至萌生了“非分之想”，希望获得中国的居留权，并代表中国队出战，两种愿望，迪迪尔都很强烈。他还真的去派出所咨询过：与中国人结婚是否很容易得到中国国籍？结果呢？“好像根本没戏。”他耸了耸肩膀。

 

    2008年10月初，西蒙的头像在MSN上闪动，他告诉我，一个多月前辗转到了美国。逃离中国足球，这是他多年来的愿望，尽管在美国暂时还要养伤，没球可踢，他已相当满足。

 

    这个时节，迪迪尔正坐在中邦队的理疗室里，烘烤着自己刚刚动过手术的左膝。

 

    他意识到自己已成了最后一头留在中国的黑狮，但24岁的他不再抱怨什么了，不断的纠纷和伤病，消磨着他的锐气。“在中邦，我都快熬成老大了。”迪迪尔苦笑一下。

 

    每年赛季结束，迪迪尔都会回杜阿拉看看家人，他一般待不到半个月就返回中国，他说自己已经完全无法适应喀麦隆的生活了。迪迪尔最小的弟弟还在喀麦隆当地的半职业球队谋生，只有这个时候，迪迪尔才会觉得，或许当初自己到中国还不是最坏的选择。

 

    来中国这么久了，迪迪尔有什么比较喜欢吃的？他的答案竟然是没有，“妈妈从小教我们的就是，能吃到什么就是什么，所以我从来不挑剔。”

 

    离开实德队之后，又去过大连吗？

 

    我问了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，而且以迪迪尔的水平，理解这句简单的汉语也完全不是问题。他却一瞬间呆住了，好半天，才非常为难地问我：“可以不说大连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