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在办残奥会,大街上的残障人士多起来,体育频道里也满是身体残缺者的身影,但愿孩子们可以见惯不怪,但愿社会对残疾人的观念有所改变。
以前工作过的媒体不算多,却两次遇到这样的事情:人事主管略带歉疚地找到我:要统计职员中残疾人的比例,你算残疾人吗?(或者潜台词是“你可以占一个残疾人名额吗?”)
我们的政府为了体现对残疾人就业的关爱,要求企事业单位都按一定名额安置残疾人。而我显得不解风情,每次都很坚决地予以否认,甚至面露不悦。我的理由是,自己又没领过残疾证,不想去占这个群体的名额。潜意识里,我是不愿把自己划归残疾人的,在这个社会,那无异于被打入别册。
不过,两位人事主管都找我,并非毫无来由。身无长物,大概就是专门形容我的成语吧,个子矮到我这种程度,算不算残疾人,好像还真值得好好论证一下。我的个子有多矮?矮到连中国的学龄前儿童都看不过去了。走到大街上,经常会有孩子惊异地对家长或玩伴说:“看啊,小矮子!”
童言无忌,我该为孩子的率真鼓掌才对,是吧。但我奇怪的是,在我去过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中,为什么只有中国内地的孩子才这么率真?
在美国,长人如林,我的矮小更显突出。但是在大街上,孩子们自顾自地从我身边经过,看都懒得看我一眼,对于这个人与其他成年人的差异性,他们熟视无睹。在日本,在马来西亚,在西亚和北非,情况也大抵如此。
四五岁的孩子,对社会和人群的判断极其单纯,而面对一个矮小的成年人,他们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,我只能认为是社会文化背景使然——家人或周围人群对特异人士的另眼相看,在他们这里得以呈现。
北京在办残奥会,大街上的残障人士多起来,体育频道里也满是身体残缺者的身影,但愿孩子们可以见惯不怪,但愿社会对残疾人的观念有所改变。
残奥会比赛,让我想起初到香港的困惑。在香港街头,我诧异于残疾人的比例如此之高,跛脚的卖报人,坐轮椅的看门人,随处可见,商场和餐馆里也有许多残疾客人。和当地人聊天才知道,事实上,不是此地水土或什么方面出了问题,造成了更高的残疾率,而是残疾人在这里生活几乎全无障碍——不仅没有设施上的障碍,也没有难以逾越的就业门槛和心理障碍。
在中国内地,孩子们见到残障人士要大惊小怪,既体现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欠缺,也与这样的事实有关——社会生活中很少出现残疾人的身影,太多的各方面的不便,限制了他们进入更广阔社会生活的可能。
中国社会对待残疾人,很容易两种情况夹杂在一起:漠视与同情。漠视自然是让弱势群体寒心,而不恰当的同情,同样也是残疾人难以接受的。
多可怜啊,为什么要让他们出来(比赛)啊,残奥会期间,听到的大多是中国的健全人们类似的感慨。
就如同地震会猝不及防的降临,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不幸,当残疾人得到扶助,慰藉的不仅是这个弱势群体的内心,也同时慰藉着所有的人。善待身患残疾的同类,让他们免受欺侮与伤害,正是人类的高级与高贵之体现。举办残奥会的初衷,我想就是要提醒民众注意这个特殊群体,给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人道关怀。
不过, 扶助只是体现关爱的次级境界,更高的、更文明的境界,就是尊重残疾人的感受和心理需求,让他们尽可能像普通人一样融合于社会。
前些日子, 北京培训残奥会的志愿者,其中有一项要求迥异于我们以往的习惯——志愿者们要学会袖手旁观,残障人士未提出要求,就不要主动帮助他们。
要转变观念,确实也并非易事。击剑比赛中,当一位韩国轮椅运动员不慎摔倒,身边的志愿者本能地伸手去搀扶,韩国人很坚决地推开了伸过来的手臂,自己撑着身体回到轮椅上。
我曾陪轮椅网球选手董福利去电视台做一档心理节目。心理学家听了她的故事,很动情地说:“地震让你失去一条腿,却得到了(健全的)丈夫,参加了残奥会,拥有了事业,是不是因祸得福啊。”
走出演播大厅,董福利私下说:“只要身体健全,我宁肯什么名誉都不要;而且,假如我不残疾,难道不比现在更好?”
看来,安慰或鼓励残疾人,真的是一门需要认真参研的学问,连我们的心理学家也未必掌握得好。
我采访过的另一位前残奥会参赛者,独臂运动员王书云,从小就不曾因残疾受到父母的特殊照顾,她也乐于像所有健全人一样工作和学习。“我连领带都可以自己系上。”她很得意地对我说。
力所能及地工作,自由自在地生活,被社会当做普通公民对待,这是残疾人最渴望的生存环境。不过,不要急,不要奢望我们的社会一蹴而就,立刻抵达理想国。先把被漠视的境况改善了,再向充分尊重的目标过度,只能慢慢来了。现在,中国如此高调地主办残奥会,应可看做是唤起社会对残疾人的更多关注。现代文明的课,我们欠了不少,好在还有一些这样的加速弥补的机遇。
中国的残奥参赛选手身上,大多有一种近乎悲壮的色彩,他们魔鬼般地冲击身体极限,渴求卓越成绩,希望以此获得别人的认可和尊重。但愿不久以后的残奥会上,悲壮感消退,他们更从容地参与运动。只为快乐,不为别的。